美國內政外交的運作方式鍵盤外交

作者：佚名   時間：2010-07-28   分享到：

在奧巴馬團隊的引領下，網絡正迅速改變著美國內政外交的運作方式。事實上，網絡是美國選舉、外交、國防、經濟、貿易等傳統議題的新內容，也為這些議題提供了新的運作平臺。現在，他們只需在電腦鍵盤上敲入140個字，然后再將其傳到推特上，甚至就可以改變世界上某個國家的命運。

文_Jesse Lichtenstein 編譯_鴻雁

那是一個星期三的晚上，在舊金山SoMa區，美國國務院最年輕的政策規劃員杰瑞德·科恩和國務卿創意高級顧問亞歷克·羅斯正埋頭于推特(Twitter)當中。當天科恩從華盛頓返回花費一天時間，而羅斯除了早上吃了塊松餅外還未進食，但是他們還是沉浸在網絡之中。

在推特上，28歲的科恩和38歲的羅斯是美國政府中奧巴馬和麥凱恩之后最受關注的對象，他們在推特上發的帖子成了新政府將外交帶入網絡進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恩最近的兩條推特內容按順序排列為：“1958年以來幾內亞將舉行第一屆自由選舉”、“是的，這一季的明星總理將在今晚產生，好興奮啊！”這種將流行話題與政策混為一談的做法不時招來憤慨與不滿，但羅斯和科恩使得美國國務院的工作不同以往卻是不爭的事實。而且，他們的網絡外交舉動也有了響亮的名字：21世紀的外交戰略。

即使在去年，美國國務院還仍在一個諸多公報和遲緩的政府間談判中苦苦掙扎，就如同羅斯所形容的那樣：“在背景為各國國旗的映襯下，一群穿著白襯衫和打著紅領帶的白人對著另外一群穿著白襯衫和打著紅領帶的白人談話，然后決定關系。”這時，希拉里開始上任。“國務卿是唯一解放我們的人，她是21 世紀外交戰略的教母。”羅斯說。

傳統的外交形式依然占據主導，但是21世紀外交戰略絕不僅僅是“換湯不換藥”。它代表了形式和戰略的轉變——一種擴大傳統外交努力、開拓以技術為基礎的政策解決方案和鼓勵網絡行為。去年秋天美國國務院在巴基斯坦建立的短信服務社交項目讓世人驚嘆：原來外交還可以包括這些開放式的嘗試。

軟件引領外交革新

今年年初，羅斯和科恩促成了十位科技、社會傳媒領域的領軍者與希拉里和高級助手們共進晚餐。他們中包括谷歌董事長埃里克·施密特、推特主席與創始人之一杰克·多塞、Mobile Accord的CEO詹姆斯·艾伯哈德、手機游戲開發公司SGN創始人施歐文·彼西弗以及“個人民主論壇”創始人安德魯·雷斯杰等。這是一個關于政治與技術交叉的年度會議。晚宴結束時，希拉里邀請與會者大膽嘗試，“用我創建程序”。這讓與會者非常高興。

幾天后，他們便付諸行動。1月12日海地地震，兩小時內艾伯哈德就與國務院啟動了Text Haiti 90999程序，以十美元募捐的形式為紅十字會籌集了4000萬美元。這一天對于21世紀外交戰略的支持者來說意義重大。后來，希拉里在一次演講中又直接將“聯系的自由”歸入美國人權及外交日程。

幾周后，在美國政府發起對硅谷的外交任務前夕，羅斯和科恩在舊金山吃飯。羅斯說：“伙計，明天是個了不起的日子。”第二天在谷歌山景城總部，羅斯與科恩將總統的座椅排在了CEO施密特旁邊，欲演一場“谷歌的爐邊談話。”

　　在谷歌總部及后來的YouTube總部，羅斯和科恩始終強調虛擬視頻的政治力量以及手機成為教育、銀行和選舉監督工具的潛力。老實說，羅斯和科恩對手機太著迷，在帕洛阿爾托與手機銀行專家的早間會議中，他們共同想辦法擴展成功試點項目——用手機向阿富汗和民主剛果的警察付錢。手機銀行即便在肯尼亞這樣的地方都“發育良好”，而手機在世界上甚至一些貧窮地區都普遍使用，這便是用技術來解決外交、發展和安全問題的最好方法：將金錢支付轉移到官員的手機上，還可以將其傳輸到遠方家人的手機上。這無疑將會成為國家穩定的一個強大工具。

“爐邊談話”之后，施密特與google.org座談，其間羅斯和科恩表示，在一些美國想積極滲透的國家里，美國大使館在追蹤服務與資源方面存在諸多困難，比如追蹤肯尼亞非政府組織。幾個工程師嘰嘰喳喳地討論用戶反饋的困難及多層地圖技術的挑戰，直到施密特將他們打斷。“我們在肯尼亞已經有了大行動，我們有這個國家最聰明的員工。為什么不能做呢？”

幫助非政府組織互相交流的優缺點很難定論，而政府與技術界的親密合作如果被看作是偏袒或讓步則會招致更大的危險。美國政策規劃部主任安妮－瑪麗·施洛特承認：“谷歌、微軟、推特、臉譜已經囊括進來，但是我們耳熟能詳的還有其他公司。什么準則可以確保政府是公平對待？我們也只是剛剛起步，有許多重要話題必須解決。”

羅斯和科恩在贊美手機銀行和硅谷合作的同時，他們也承認并不是所有問題都能用軟件來解決的。最新的Wiki解密丑聞(Wiki解密網站專門揭露白宮秘密和丑聞，平均每天貼出30份敏感文件)顯示，新技術在帶來突破的同時也會引來政治災難。

網絡滲透與信息控制

去年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使羅斯與科恩的工作受到廣泛關注，他們的工作顯示：通訊技術已經與外交政策糾纏在一起，難舍難分。2009年4月，在摩爾多瓦發生了所謂的“推特革命”；2009年6月初，伊朗手機和社交媒體的組織力讓人震撼，將一個年輕伊朗女子的死亡特寫鏡頭散播在網絡上，竟然引起全世界關注，并引發了伊朗持續相當長時間的暴力沖突。

美國國務院最近減少了在伊朗境外提倡民主活動組織的經費，他們開始關注為伊朗持不同政見者提供促進交流的信息技術。美國制裁限制的調整使得即時信息和反過濾軟件得以出口，一旦敏感信息在推特等工具上流傳開來，那么將對這個國家形成巨大的外交和政治壓力。不過，不是每個人都認同推特的革命性力量。

莫洛佐夫是喬治城的一位學者，也是這種政策最激烈的批評者，他在《華爾街日報》專欄斥責國務院一廂情愿地忽視了推特外交的危險。“臉譜和推特可以武裝所有群體，不僅是像我們這些親西人群。”他指出伊朗政府在網上也很積極。“美國將不真實的視頻放在伊朗網站上，以此來挑起其國內事端，這樣不僅消融了網上交流，而且伊朗政府后來也學會在全世界用臉譜追蹤持不同政見者……”

莫洛佐夫表示：“外交可能是美國政府的一個元素，但不能將其歸納在開放政府的需求里。不管工作原理如何，它通常都是在緊閉的門后完成的。但在推特時代，這又越來越難達到。”

但希拉里卻堅持認為網絡技術的利益遠遠大于風險。同時，紐約大學教授科雷·施科也曾給國務院提出相同建議。“你們所害怕的失去控制已經是過去時了。實際上你不是控制著信息，如果你堅信控制著信息，那么只能說明你不再跟得上時代。”

美國政府對信息的控制終究會引來爭議。5月，巴基斯坦在某用戶建起一個宣傳“人人都畫穆罕默德日”的網頁后，屏蔽了臉譜網站。即便是美國的長期盟友韓國、沙特和澳大利亞，也對網上集會的權利及哪些發言受到保護有不同意見。

這個時刻，國務院官員們很有哲學思想。“控制信息的政府與不控制信息的政府間存在巨大差異，他們很難理解我們權利的局限，我們不能關閉 CNN！”施洛特說，推特從多方面講都可以說是美國政府的擴展。作為反擊，今年2月美國駐墨西哥大使卡洛斯·帕斯奎爾表示：“如果在一特定國家，無論是在伊朗、古巴或朝鮮，人們知道了推特或臉譜是美國政府的工具。那么公司就危險了，使用這種工具的人也處于危險之中。不管真相如何，在這些情況下，我想還是讓這種工具存在下去好些，但是必須有一原則我們需要遵守。”

企業精英技術團隊

去年春天，羅斯和科恩開始將技術團隊帶向國外。出國訪問和技術團隊已經成為美國外交的主題，軟件工程師、企業家和技術CEO都被問及想出一些非常手段來支持民主和加速發展。雖然代表團的作用在于交流思想，但羅斯和科恩卻都非常執著于交出成果，給技術領導人一些具體的工作去攻關。

2009年10月，羅斯和科恩一起帶領技術團隊到墨西哥城，這次任務是為抗擊毒品犯罪想出新穎的解決辦法。毒品犯罪是墨西哥內部的毒瘤，也是美國政界爭議頻頻的邊境問題，代價甚高。美國今年將花費35億多美元封鎖毒品，很多毒品來自墨西哥。

技術團隊的亮點在于與電信大亨、世界首富卡洛斯·施林會晤。Mobile Accord的艾伯哈德指出，即使在華雷斯城、蒙特雷、墨西哥城中收入最低的社區內，人們都有手機并隨時發短信，為什么不設置一個文本消息的免費代碼讓人們舉報犯罪呢？在短信進入中央數據庫前，所有人工識別的代碼都將從短信中刪去。而在數據庫中，信息將進入到聯邦及市政警察系統，接著由第三方非政府組織監控并公開地在網絡上標出。這實際上達到了舉報犯罪的匿名制和透明度。重要的是，由市政警察所施行的行動應該得到公開的追蹤和監控。

“我想對施林個人來說是有反應的，他對那些三十歲左右的企業家非常感興趣，他們幾乎是他的孫輩。”羅斯回憶當時的場景時說：“他在屋里來回踱步，問我們所有人的年齡。他開始點頭，說：太了不起了。接著按下按鈕，叫他的兒子們進來。”

會議計劃開40分鐘，但持續了兩小時，施林當場便資助了免費代碼。

這個項目將在今年秋天實行，不過也存在一些明顯的挑戰。你如何淘汰掉一些錯誤舉報？你如何以匿名報告得到信任？帕斯奎爾說：“我們會與墨西哥同僚及非政府組織、政府內外合作，以便研究出讓他們可取、需要及堅持的東西。”

兩個主宰者

在美國網絡外交團隊中，施洛特在成為政策規劃部的領導之前就在一份論文中闡述21世紀治國戰略的基本哲理。科恩時刻復習這份論文，并將它給了所有新任美國大使。

羅斯和科恩經常分享他們的聯系方式并不斷交流，盡管他們經常在地球的兩端，但他們之間的親密令人驚訝。科恩是由賴斯任命的，仍然將她視為導師；羅斯則鐘情于奧巴馬陣營。

科恩大學期間多次去過非洲，畢業論文是關于盧旺達種族大屠殺的，22歲時設法與當時的國家安全顧問賴斯會面。“他對伊朗的看法超越我們政府官員的境界，他對問題看法清晰，我讓他寫成一個備忘錄以便讓我呈給總統。”賴斯回憶說。當賴斯成為國務卿時，她找到了24歲的科恩，任命其為政策規劃員。 “他為討論如何消滅世界恐怖主義的人們建立了社交網，那確實是他一個人干的。”

羅斯比科恩大將近十歲，大學畢業后先是當老師，政治生涯比較晚。2000年，他幫助建立了一個旨在愈合數字鴻溝的非贏利組織，對在網上輸入阿拉語大有裨益。羅斯從比爾·蓋茨和原聯邦通訊委員會主席肯納德那兒得到了財力與技術上的支持。尤其是，現任聯邦通訊委員會主席朱利葉斯·格納考斯基挑選羅斯為奧巴馬的技術、媒體及通信政策做日常維護。2009年4月，羅斯入選國務院。

羅斯和科恩最近在與法拉·潘迪特(一個新設職位的負責人，美國國務院穆斯林團體的特別代表)會晤。出生于克什米爾的潘迪特很小時候就移民到美國。如今四十出頭的她自從于去年9月就職以來，一直很活躍，已經去過25個國家，試圖擴大美國與穆斯林群體的互動范圍。剛從印度、巴基斯坦卡特爾和荷蘭返回的她正與羅斯和科恩討論網絡外交話題。

“這就是我們正在解決的問題，從表面上看，一個辦公室去接觸星球那邊的14億人是不可能的，我們正努力建立一個聯系技術戰略。”羅斯說，他們接下來討論的重點是：潘迪特作為一個代表美國政府的女性，對著仍在懷疑美國動機的人群講話時，應該如何用技術提高她的形象，以致她的工作不再徒勞。

他們的設想是將一些重要的事情用140個或者更少的字表述出來，并將其翻譯為不同語種，然后在推特、臉譜和其他社交媒體平臺上將其確定為 “影響者”穆斯林。這樣可以用較為柔和的辦法接觸到大眾，并且向他們表明：“這是與你們價值觀一致的信息。這些雖然是來自美國的聲音，但我想你們愿意聽到這些信息，所以我們將其放在這些社交平臺上……”